TUhjnbcbe - 2024/8/29 17:00:00
尼采于年撰写《快乐的科学》时，正深恋着美丽、聪慧、高雅的俄罗斯贵族女作家莎乐美（LouAndreas-Salomé，-）。情投意合的心灵交往，致使多年来曾让他痛苦不堪的偏头痛、胃痉挛得到了暂时的缓解，是其饱受挫折、充满悲伤的人生中最感惬意的一段时光。然而，在他谈及写作之时，却说总感到“烦恼和羞愧；但写作于我又是必不可少的事务”。[1]后来钱锺书先生在《诗可以怨》一文中，提及这位伟大思想家将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，以论证“写作都是痛苦使然”[2]。既然写作绝非轻松愉悦，那么写作者为何还如此欲罢不能、不离不弃呢？作为一个解释，或可认为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”，如尼采乃为了“重估一切价值”，[3]情感郁勃于胸中而不得不发也。钱锺书先生于年冬撰写《谈艺录》时，也说其时战火连天，生灵涂炭，该书“虽赏析之作，而实忧患之书也。”[4]至于史学著述，从司马谈、司马迁的“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”，到较晚近陈寅恪先生撰《柳如是别传》，称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（夷夏）道德（气节）之真实情况，盖有深意存焉。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”；[5]都可以说但凡伟大学术著述“大抵是圣贤发愤之所作也”。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，本书作者怎敢不时常扪心自问：“是书何以作”。毕竟从年至年，洛克菲勒基金会（RockefellerFoundation，以下简称基金会）在华投入了近五千万美元，是其向全球九十六个国家或地区，即除美国之外资助最多，且也是中国百年来收到数额最大的慈善捐款。尤其是该会创办了东亚设备最先进、条件最优渥，最具国际影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（以下简称协和）；更还是20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的跨国学术交往。就以往研究来看，华文世界除资中筠先生于年刊发的一篇四万余字的长文之外，[6]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部由在地、或本土学者的系统性学术专著。当然，这些年来就此专题也有若干论文发表，却都没有超过两万余字，大多只能看成是对某一个人、某一件事的片段性研究。让人有点扼腕长叹的，是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是一次性“客串”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没有人持续专注于此，抽丝剥茧，或顺藤摸瓜地做一些更为细致和深入的论述。这就犹如“一瞥惊鸿”，虽有“拾遗补阙”之功，却最多只是做了一份“添砖加瓦”的工作，就事论事而多未上升至更高思想或精神层面。毕竟，不论对于华文世界，抑或对于英文世界，乃至对于更多的人文研究者来说，该研究都涉及究竟当如何评估此类跨国学术合作——是一个阴谋、一种陷阱；或是一份情怀、一片善意？就华文世界来看，原因或在于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，颇多“向内”（inside）的深入开掘；较少“向外”（outside）的广博探索，一直不太注重在地、本土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及互动问题。[7]如司马迁撰写的《史记》，资料主要采用汉文典籍，并没有广泛游历周边地区及毗邻国家，虽矢志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但其关于周边族裔的《匈奴列传》、《南越列传》、《东越列传》、《朝鲜列传》等六篇相关记载，不仅比汉地中原的历史记述省略了许多（没有世家、本纪，以及记载天文地理等变迁的“志”等），且还没有完全摆脱“欲知强弱之时，设备征讨”那种以华夏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。[8]与之不同，古希腊希罗多德撰写《历史》之时，作为商贩曾向北到了黑海北岸，向南到达埃及最南端，向东至两河流域下游一带，向西抵达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，对希腊周边的族群和国家进行过细致的考察。尽管当时希腊人普遍排外——称外族人为“野蛮人”，但希罗多德则从不人云亦云。甚至在希腊和波斯发生争战之时，他虽坚定地站在希腊一边，却并不刻意敌视或矮化波斯人。除了如实记述波斯人的勇敢、侠义、诚实，他还称自己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见闻，都值得欣赏和赞叹——即使在文化确较为落后的赛西亚和利比亚地区，认为也有不少令人神往的美妙传说。[9]十九世纪中叶以降，随着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，魏源等一批经世学派逐渐开始